海南周刊|海南先贤读书之风
原标题:海南周刊|海南先贤读书之风
位于文昌市东路镇的“约亭”,原称“邢(宥)丘(濬)饯别纪念亭”。 资料图
文\本刊特约撰稿 杨树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海南自古孤悬海外,远离中原,一度被称为“荒蛮之地”。唐宋之后,岛外文化逐渐融入,到明代时,海南已是人文蔚起,贤才辈出,被誉为“海外邹鲁”。从“蛮荒之地”到“海外邹鲁”,离不开冉冉吹来的读书之“风”。
家世传承
明清时期的海南先贤,不少出生于书香世家,少年时期就喜欢读书,而且大多自幼至老,手不释卷。
明代文昌进士、丘濬的至交邢宥受到严格家教的影响,自小就喜欢读书。邢宥在外任官多年后,于成化六年(1470年)正式辞官回到文昌。晚年,邢宥在故乡东昆港北湄的山丘上盖了一间“湄丘草亭”,在此读书、写作,虽然年老,但手不释卷,从此“足迹未尝至城市”,潜心读书,用心写作,后有《湄丘集》十卷传世。
王佐为“海南四大才子”之一,他毕生的嗜好就是读书,每遇出行,其他物品不多,但会携带许多书籍。正德《琼台志》记载:“佐性雅淡,惟耽书史,自少至老手未尝一日释卷,虽昏眊,犹使家人读而听之。”晚年,王佐的眼睛已经看不清,还让家人读书给他听。
王佐一生博览群书,因而博学多识,明代琼州府提督副使胡荣称其“诗词温厚和平,文气光明正大,当比拟唐宋诸大家”。因为有渊博的知识,所以他编写了海南史志的重要之作《琼台外纪》,可惜已经失传。
海瑞父亲早逝,母亲谢氏就对他严加管教,少年时已能诵读《孝经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这些经典书籍。
曾对颜是晚清举人,少年时就显露出过人的天赋。民国《琼山县志》有载,曾对颜“九岁四书五经读毕”。另一位晚清举人冯骥声,自幼嗜读,民国《琼山县志》有载:“(冯骥声)少年时期就喜好徐、庾、王、杨之文,李、杜、苏、陆之诗,出名也较早。”
冯银生于明代,是海南历史上有名的女诗人,在古代,女人读书颇为不易,但冯银却做到了他人所不能。正德《琼台志》有载:“(冯银)博通经史,诗文信口而成,有古幽闲淑女之风。”冯银自幼就在父亲引导下读书,开始读《诗》《礼》,长大之后更是“博通经史”,王佐在《鸡肋集》如此记载∶“银在襁褓中,仅能言,父教以诗书,即成诵。稍长,博通经史,尤隐约深厚。”
重修后的海口市攀丹村西洲书院。这里曾是唐氏的藏书之所。 特约记者 龙泉 摄
风气传承
琼山攀丹村唐家曾名震一时,人称“海外无双唐氏,天南第一攀丹”。唐家始祖唐震携长子迁来攀丹村时,带来数万卷书籍,随后唐家在琼山东厢建攀丹义学堂,后来又改建养优书院、西洲书院。
攀丹村唐氏历代共有九个进士,读书风气在唐家一代代传承,而丘濬、海瑞、王佐等人,莫不受到唐家读书之风的影响。冯银嫁入攀丹唐家,她自幼爱读书,一得闲暇就读书,同时也带着唐家子弟读书,让子弟传承读书之风。正德《琼台志》有载:“暇则与子观书,则有余乐矣。”冯银严格要求子弟读书,称“不可断读书种子”。
许子伟与丘濬、海瑞同在“朱橘里”(今金花村)出生,人称“一里三贤”。明代海南,人文蔚起,贤才辈出,形成了良好的读书风气,少年时期,受到同乡丘濬、海瑞的影响,许子伟开始孜孜不倦博览群书,常去“藏书石室”,通读其中的典籍。据民国《琼山县志》记载,许子伟“居恒读书,披览不倦”。
藏书传承
南宋淳祐年间,攀丹唐家携藏书数万卷始建“唐子藏书楼”,是古代海南有史可考的第一个藏书场所,传到明代正德年间,唐家后代、进士唐胄弃官返乡后又在此办养优书院,诸多海南学子又能从其藏书室中读书获益。
明代初年,琼山贡生陈文徽在琼州城东得一高墩,后在此创建桐墩书院,并于山麓筑室藏书,命名为“桐墩书舍”。丘濬曾作《桐墩记》描述这里的读书之风:“弦诵之声,将由是洋洋乎四海之间,而旁洽洽远迩耶。”
清末,举人潘存在文昌铺前倡建溪北书院,又购藏了许多书籍,设“经正楼”来藏书。为勉励年轻人勤勉读书,潘存撰写堂联:“学问无他,求益乎身心家国天下;载籍极博,折中于易书诗礼春秋。”
清代举人、琼台书院著名掌教王承烈家有藏书五千册,他的曾孙、清末民初学者王国宪得益于家中丰富的藏书,幼年时期就饱读诗书,少年时就崭露头角,渊博的知识积累,让王国宪成为了一代海南文化遗产抢救者,海南诸多遗留至今的古籍志书上,都能看到王国宪以编撰、整理的身份出现。祖传的藏书,加上后期的收藏,最后王国宪的藏书已经近三万卷,如今,在海口图书馆还能看到王国宪的藏书。
海南先贤博览群书,邢宥、丘濬、海瑞、冯银、王佐、许子伟、冯骥声、曾对颜、潘存、王国宪等,都是发奋读书的典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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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海南人 读书有多难
文\本刊特约撰稿 杨树
北宋苏东坡初到海南时,在《与程全父书》中写道:“又惠近诗一轴,为赐尤重。为流转海外,如逃空谷,既无与晤语者,又书籍举无有。惟陶渊明一集,柳子厚诗文数册,常置左右,目为二友。”
当时,大文豪苏东坡贬谪海南时随身没什么书籍,只有陶渊明诗文一集以及柳子厚诗文数册。新得一册诗文集,是朋友程全父从岛外寄赠而来,被苏东坡视为“贵重的赐予”。
苏东坡在《与程秀才书》又写道:“儿子到此,抄得唐书一部,又借得前汉欲抄。若了此二书,便是穷儿暴富也。”苏东坡抄了《唐书》,借到《汉书》,欣喜若狂,得了二书竟视为“穷儿暴富”。
清末海南解元曾对颜诗集《还读我书室诗录》。 陈耿 摄
苏东坡住在昌化军治所中和,此地当时称得上为海南西部繁华之地,但苏东坡也面临无书可借的境地,相传与他交往颇深的读书人黎子云家有一些藏书,这让苏东坡如获至宝。
古人想得一书来读是很难的事,何况是在孤悬海外的海南岛。宋代苏东坡得《汉书》而欣喜若狂,而明代丘濬也有奔赴百里借《汉书》的典故,由此可见古代海南书籍的匮乏。
乃至到清末,海南读书人冯骥声外出赶考,也趁机狂购数百种图书归乡,才得以足不出户饱读诗书。
尽管海南历代都有乡贤设立藏书场所,在当时可以解决一小部分海南学子无书可读的困扰,但对于更多学子而言,即使有心读书,也是一书难求。(杨树)